20世纪后半叶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探寻 （下）
编者按：《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武术教授、武术博士生导师杨建营教授视频讲座“扣子论”，在武术界特别是传统武术界引起巨大关注和好评。视频讲座看不到具体文字和数据，以及大量珍贵的武术照片史料，是为憾事。
著名武术八极拳名家、武术文化学者、《河北保定市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王金庄先生，向本网推荐了武术博导杨建营教授的文字版，文字数据、照片史料一目了然，供读者品读。
本稿是杨教授精研心血之作。本网发表，经杨建营教授权。未经本网和杨教授授权，不得转载，违者承担版权法律责任。
4、 武术界对武术转向问题的大讨论
正如足球舞的推广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样，50年代中华武术的性质及发展方向问题也曾引起武术界的大讨论。除了个别学者对此赞成之外，更多的学者则强烈反对，并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当时，《体育文丛》还专门组织国内专家对武术的性质、发展方向及技术走向问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经过大讨论之后，绝大多数武术专家的观点没被采纳，最终拍板定论的是国家体委武术科的政治权威。
1956年，国家体委武术科科长毛伯浩首先抛出一个观点：“各种拳术和器械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旦锻炼纯熟，自然会表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34]。蔡龙云随即附和：“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个方面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传统地构成了整个武术运动……武术在‘击’和‘舞’的内容与形式上还分‘实’和‘花’的不同……‘舞’的一面特别是‘花’的，它在古代的作用我认为则是在于它的动作优美，气势雄健，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中国武术的‘舞’或‘花’在美学上从古代就有着极高的评价……这种‘舞’可以看作一种‘古典艺术体操’，归纳在体育中”；对“舞”的方面，“在基本技术上，我们应该学习和揣摩芭蕾舞的腰腿训练方法，这会加强武术的艺术性”[35]。这好比是为接下来取消足球竞技，大力推广足球舞在造势。众所周知，足球课常把个人运球绕杆后射门、绕杆后踢准作为个人技术考试内容，这类技术与足球舞的共同点是同属于个人演练，但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内容。实际上，作为个人演练的武术套路也包含性质不同、价值取向各异的两类技术，但在此却被统统视为类似“足球舞”的内容而定位于“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
针对以上一唱一和，马上有专家提出不同意见。吴高明首先撰文：“武术是循着什么道路发展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关系着武术性质和武术的目的性”“健身和学习技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练习武术中的技击技术，是以锻炼良好的身体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掌握与发挥技术和力量。在我们国家里，武术在历史人民中都起着体育的实际作用，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也不论从前研究武术的人是怎么提法的”；“蔡龙云同志说‘击’和‘舞’‘这两个方面传统地构成了武术运动’，这把‘舞’的地位似乎提高了一些。我认为‘击’和‘舞’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表现形式。武术如果失去了‘技击’，它就不成为武术而变成纯粹的体操或舞蹈动作了。至于提高武术的艺术性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着把武术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蔡龙云同志主张‘在‘舞’的方面，也还须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在基本技术上，我们应该学习和揣摩芭蕾舞的腰腿训练方法，这会加强武术的艺术性。’这里把‘舞’从武术中独立出来了……武术的艺术性，是武术练习到一定水平后自然显示出来的优美形象，而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不是有意识地作些‘花招’或者脱离‘技击’的要求，孤立地模仿一些舞蹈和芭蕾舞的动作而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为‘舞’而舞，不能专为登台表演博人喝彩而练武术，不能使武术仅仅成为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不是要把武术引向舞台上去”[36]。马辉则表示：“我很同意吴高明同志的看法，认为蔡龙云这种说法分明是把舞和技击孤立起来，那就失掉了我国民族形式体育的独特风格而搞成了四不相”，并指出：“舞只不过是表演时的艺术加工，不能列入武术的本质方面”[37]。向一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蔡龙云论点的几点错误：其一，“蔡先生模糊了武术的基本性质，没有分清那（哪）些是武术的本质，那（哪）些是从属于武术本质的东西，把‘舞蹈’、‘杂技’同锻炼身体和技击并列起来，甚至在有的文章中强调‘舞蹈道路’，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呢？那就是：那些如果被抽掉以后，武术就不再成为武术的东西。很显然，舞蹈和杂技不是这类东西，没有舞蹈因素和杂技因素，武术仍然会存在。健身和技击就显然不同了，两者缺一，武术就不成为武术了。因此，这两者就是构成武术本质的东西……我们说今天的武术仍然离不开技击，仍然称它是一种技击，是因为它和西洋拳击、摔跤、击剑等一样是一种技击运动，既能健身又能进行运动比赛……他（蔡龙云）说‘武术是技击，是舞蹈，是体育’……这三种说法使人难以捉摸，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的思想还不明确……京剧和武术也有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过舞蹈和武术，难道我们也能说和京剧相结合吗？这样结合起来，不知道武术究竟是什么东西了。至于武术表现出来有美观的价值，对旁观者来说有类似观看某些种类舞蹈时的感受，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也是从属于武术的本质的东西，是武术本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牵涉到武术的性质问题，也谈不上‘结合’问题。例如武术有一部分医疗作用，可是，我们就不能也不必要说武术也是医药，或者说武术是技击和医疗的结合……蔡先生这种对武术的错误看法，涉及到学习武术的目的和武术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们学习武术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呢？还是如舞蹈、杂技似地为了表演给别人观赏呢？今后武术应该着重整理发展对锻炼身体有最大好处的部分呢？还是应该从加强武术的艺术性使武术发展成为一种供人观赏的艺术呢？这是一个方针问题……我认为研究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牵强附会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的态度”[38]。武术史学家徐哲东也发表见解：蔡龙云谈“花法的艺术特点，列举故事，证明舞中花法的感染作用，抒发感情作用。这是说的很好的。但是，因为他特别重视花法，又不免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把（即他所说的‘舞’）全部重点放到了花法上面，这是片面的。他对太极拳的看法，就可作为例证……对太极拳的内容了解得不多，就作论断，我对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按照他的看法来对待武术，会使武术流于浅狭化，失掉许多精华”[39]。这些学者严正指出武术发展的根本性质问题、技术主体问题、发展方向问题、主要精华问题，应该说切中了要害。这好比指出：足球运动的主体是同场对抗，个人演练可以有，但不是重点，这是牵系把足球运动引向什么方向的根本性问题。
《体育文丛》编辑部邀请全国20多位武术专家于1957年6月19日、20日两天下午举行了关于武术性质问题座谈会。温敬铭指出：“武术是否是技击？是技击……不管它为谁服务，它的性质都是技击”“我同意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但是，如果只提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不提技击，那就变成了体操，失去了武术的特点……武术是二者兼备，不可偏废，各走极端、强调任何片面不是不对的”“武术是不是舞蹈？我认为武术中有舞的因素，我国的武术与舞蹈是相互影响的，舞蹈有体育价值，可是说武术是舞蹈，却是不对的；反之，说武术没有舞的因素，也是不对的”。蔡龙云则说：“武术是技击，是舞蹈，是体育”“武术过去有‘击’、‘舞’和‘杂技’的三种道路向前发展，今天也还是有三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郑怀贤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术必须呈现出武术的特点，不能走舞蹈的形式，因武术动作的本身已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如再偏重舞蹈的形式，还怎么能叫武术呢？”太极拳家李雅轩指出：“武术性质的技击与体育是二而一，有因技击而获得锻炼身体的结果的，有因锻炼身体而练习技击的……太极拳是技击又是体育”。吴高明通过书面发言又重申了前文中所论的观点[40]。温敬铭、郑怀贤、李雅轩、吴高明的观点比较一致，只是蔡龙云的观点比较新颖。这好比大家都认为足球运动的性质是踢球，其固有特点是同场对抗，是踢球与体育的“二而一”，不能走舞蹈形式，否则就不叫足球了，只有一个学者坚持足球是踢球，是舞蹈，是体育。
1957年12月11日上午，《体育文丛》编辑部又邀请了全国各地的14位专家进行了武术技术改革问题座谈会，与会专家仍然意见不一。此次研讨会源于温敬铭的一篇论文，该文点评了1953年民族形式表演大会上的冠军套路蓝素贞的绵拳：“现在整理研究武术是在老树上发新芽。武术这棵几千年的老树是枝叶茂盛的，内容丰富，群众爱好，为了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必须经过整理研究，发出新芽，绝对反对砍掉老树接新枝的办法……蓝同志的绵拳共计六段36个动作，除第二段还像拳术外，其余五段都是把武术的动作芭蕾化了，我绝对主张创造，但这样的创造绝对不可能保留武术的特点，颇有改头换面，砍掉老树接新枝之势……如果硬把武术体操化、芭蕾化而名谓‘武术’，确有考虑的必要”[41]。蓝素贞则发文辩解：“武术技术是技击、体操和武舞的综合体。三者是不能分割的，但成分的轻重，不是等量配合的”，如太极拳除了推手技击的内容，又是“柔和的体操和民族形式的体育舞蹈，其成分在体操上较多，其他方面较少”，查拳的成分是“技击、体操较多，武舞较少”，象形拳是“武舞和体操成分多，技击少”，形意拳是“技击动作多，武舞与体操成分少”，绵拳是“体操、武舞成分多，技击成分较少”，因此，“唯技击论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温先生实际上是“主张将武术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仍以锻炼身体的效果为次，技击攻防作用为首”，“武术是技术也是艺术，有必要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吸收苏联艺术体操上的先进经验”[42]。温敬铭作为武术大家，其上所论非常客观，完全符合武术的具体实际，而蓝素贞对武术的认识非常浅薄、仅停留于表层，甚至很可笑，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根本无法和武术大家相比，是可以理解的。今夕对比，在开拓创新方面，当年武术界的蓝素贞和当今创编足球舞的李应聪何其相似！
武术史学家徐哲东以太极拳为例回应了蓝素贞之类的片面认识，并在《太极拳简说》（1961年）一文中提出太极拳发展思路：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太极拳“到杨、武两家手里，变为轻松柔缓，就只有养生的内容了。因此有人称太极拳是卫生拳”，“其实杨、武两家变得轻柔，丝毫没有忽略技击的内容，而是在陈家沟太极拳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练法，这不是取消或削弱了太极拳的技击作用，相反的倒是丰富了太极拳的整个内容……太极拳的技击术有其独到的精妙之处，而且重视它的技击术，对强身、保健、医疗等，还能起推进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只让太极拳的内容单面发展……太极拳并不是专为老弱有病者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它的推手，可以看作与拳击、击剑、摔跤相类的运动项目。是具备加强体力、耐力、速度、灵敏四个体育要素的训练课程。它能养成沉着、勇敢、机智、精细的能耐”[43]。武术界都知道徐哲东是太极拳的行家里手，所以其上所言更符合太极拳的具体实际。
针对国家体委对武术“只关起门来整理研究，并要取消技击”的状况，向一再次直抒胸臆：“完全可以在推广中和群众共同来研究整理，不必要关起门来先研究整理后推广”“除了加强宣传工作以外，最重要的办法是举办武术技击比赛……我国武术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体操，而是同时又是技击自卫的手段……有些人以为提倡技击就是提倡打人，这是很可笑的。难道提倡射击就是为了杀人吗？我们顾虑这一点是大可不必的。我认为武术如果不在技击比赛中求进步，就好比球队不赛球，西洋拳击不进行拳击比赛一样，最后必然逐步蜕化而走向衰老死亡，失去武术的本质”[44]。向一所言既比喻贴切、形象生动，又一针见血，直至要害，还很有远见，看到了未来，这才是真学者。
武术界除了关注武术的性质及发展方向之外，还呼吁国家体委要重视武术。国术元老张之江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解放以来所有祖国文化遗产，亦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重新获得重视、恢复整理、发扬光大的机会……惟独中国武术这部遗产，研究整理工作显然落在后面”[45]。张之江是原民国时期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解放后的全国政协委员，并且一直非常执着、情真意切地热爱着武术事业，还被毛主席赞誉“热忱爱国”，由此而言，其前后对比的结果应该是很客观的。中医名家王新午（曾著《太极拳阐宗》）则发文指出：“我国这份宝贵遗产——武术确实是处在绝续之交了。党和政府已经很重视了它，但是主管武术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却表现重视不够。内部组织机构由武术研究委员会，改为武术研究室，再而改为武术科。这种组织上的收缩，十足的（地）反映了体委对武术的不重视，也说明了体委没有用心罗致懂武术、爱武术的专家参加到领导机构之中……应该就地选用对武术有资望者担任，切忌外行，免召贻误”[46]。黑龙江武术工作者陈兆弟也呼吁：“国家体委应重视武术，不应该以研究整理为名将它封锁起来”。他回顾了当时的武术发展：“我从1951年就负责哈尔滨武术联合会工作，但从1953年全国召开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大会以后，市体委主任吴静涛就对我说：‘武术问题很多，你别领导了！’从那以后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的工作就瘫痪了。我认为不应该把武术界所有人都看成坏人”，故此，很直接地指出：“几年来国家体委对武术工作以研究整理为名，把它封锁起来是极大的错误……竟粗心大意地将它的优点一笔抹杀，造成今日混乱局面”[47]。这些学者的缺点是讲话太直接，但也确实指出了问题之要害：传统武术技艺发展确实处于绝续之交的关键点，武术界确实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段时间国家体委确实把武术封锁起来了。
针对以上观点，马上有学者站出来反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几十年武术在体育中始终没有地位……虽然那时设立了所谓‘国术馆’，那不过是因人设事的花瓶，为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还说“王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企图否认党对武术的领导”[48]。国家体委运动竞赛司司长李梦华则代表官方定论：“右派分子在武术问题上也来了一手，给我们加上一个‘一棍子打死’的罪名。实际情况是：几年来武术工作有很大成绩，正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进而发问：对开展武术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利用武术为非作歹、招摇撞骗、强奸妇女、进行会道门活动、隐藏反革命等情况……不应当批判吗？对工作者的错误不应当纠正吗？对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用‘棍子打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49]国家体委武术科科长毛伯浩（以笔名“陈捷”撰文）也跳出来痛批：“王新午在‘开展武术运动的一些意见’一文中，散播了许多谬论”，王一开始就说“我国的武术是具有悠久历史，优良传统”，这反映出“王新午对待武术遗产是全盘肯定的，这当然是错误的”，武术的“传统”并非全都“优良”，也有“反动的反科学的一面”；王新午所言的“切忌外行，免遭贻误”实质上是“想取消共产党对武术的领导，企图恢复反动的武术体系”，“抗日战争之前历年的国考，实际上是打擂台，野蛮逞凶”；王新午所说的武术“不象过去受人重视了”“日渐凋谢”“处在绝续之交”，实质上是“诬蔑新社会和共产党不重视武术”；王新午“那种‘国术至上’的思想，都是武术中封建的反科学的思想表现，与新的科学的为人们服务的武术运动是两种不同道路的斗争，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封建的反科学武术发展方向，把武术引导到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科学的道路上去”[50]。张非垢则以《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定性：一条是“反人民的路线”，如国民党伪国术馆开展的武术；一条是“人民自己的路线”，即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体育运动。并说“这两条路线一直在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坚决予以反击，把他们彻底打垮，否则，对人民不利，对武术不利”[51]。这些评述是否客观，学界自有公论，但主管层上升到政治高度将持不同意见者定性为右派分子、反科学、反人民，那问题就极其严重了。试想，假如现在总局某个领导站出来直接肯定足球舞，否定固有的足球竞技对抗，那么，像彭伟国这样的足球名宿以及诸多持不同意见者，肯定被扣上“唯竞技论”的帽子而靠边站，而像李应聪这样的开拓创新者肯定被受到重用而走红。
关键词：扣子论；中华武术；精神教育；勇武精神；锻炼身体；优美形象；改革；定位； 武术博导 杨建营；武术八极拳名家 王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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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权威对武术发展方向的最终定论
经过以上激烈的斗争，最终从政治高度进行了定性，原来围绕武术的本质技击开展的以培育勇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旧武术”被彻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体委武术科组织专家根据“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的标准而创编的“新武术”。由此，“质量高、难度大、形象美”逐渐成为武术发展的新方向。而那些坚持真理的诸多学者则被扣上“唯技击论”的帽子而被边缘化。正如有学者所言：“张之江们辛勤经营起来的国术，终分崩离析，全局皆溃，真正被打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了”“加上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这些‘国术遗民’大都战战兢兢，谨言慎行，除了勤恳工作，不敢对‘竞技武术’有丝毫批评”[52]。20世纪后半叶中华武术发展正是在完全推翻了专家们的建议之后根据个别行政长官的意志而扣上了“第一粒扣子”。
图1 杨建营教授与上海体育学院邱丕相教授等在武术论坛会上
图2 杨建营教授在论坛会上作重点发言
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即采用“新武术”，赛后武术科科长毛伯浩当即撰文高歌：“枪、刀、棍、剑、拳的传统风格技术都大大得到发展和提高……有力的（地）驳斥了‘武术体操、舞蹈化了’、‘现在不讲功夫了’、‘失去武术风格’等荒谬论调”[53]；1960年全国武术运动会之后又褒赞：运动员“不但提高了武术的跳跃动作，而且还把一些优美的拳术、器械动作，腾在空中完成，形成了‘空中塑形’的新技术”，“在研究和整理祖国的武术遗产时……应注意质量、难度和形象的要求，要正确反映出武术运动发展的新面貌……使他们（运动员）根据竞赛规则精神，大胆创新和革新”[54][55]。这标志着武术从实践层面完全抛弃了旧有的国术体系，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这好比足球界在实践层面完全抛弃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同场竞技对抗，而由全新的足球舞取而代之。
除了运动竞赛领域，向各级学校教育推广的武术也完全采用这种全新的技术内容。1961年，由毛伯浩任编写组组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全国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56]，其中收录了8个基本套路（初级长拳一、二、三路，简化太极拳，初级剑、刀、枪、棍套路）、5个甲组规定套路（男女子长拳、剑、刀、枪、棍）和7个一般套路（太极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剑、双剑、双刀），这些教学内容完全以“新武术”为主体。参编人员包括习云太、毛伯浩、刘玉华、李天骥、陈昌棉、郑学明、张文广、常振芳、翟金生、蔡龙云等十人（按姓氏笔画顺序），而如前所述的那些对武术的定性及发展方向持不同意见的老武术家及诸多学者，则统统靠边站。1961年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增设了以“锻炼身体”“树立优美的形象”为导向的武术操、初级拳。具体而言，小学教材采用武术基本功、武术操和初级拳第一路，初中采用武术操第二套和初级拳第二路，高中采用初级拳第三路和青年拳，高中选用教材还有三合剑、初级剑术和初级棍术[57]。这些围绕“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的标准而创编的“新武术”教学内容确实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练好了也可以“树立优美的形象”，完全符合新时期对武术新定位，但与传统武术技艺显然分属不同领域，与民国时期以培育民族精神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对抗类武术也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而那些曾经作为中华武术发展之主体的传统拳种、武术对抗项目，则作为封建社会遗存被列入禁止或淘汰之列。特别是“文革”时期，这种反传统之势达到了顶峰，如：当时有一些人宣称：“简化24式，提高套路88式是无产阶级的拳，可在公园教练，其他拳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准在公园教练”[58]；当时，少林拳、罗汉拳被扣上“宣扬迷信，为和尚歌功”的帽子，醉拳被扣上“宣传醉汉主义，对现实不满”的帽子，太极拳者则被扣上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的帽子，整个传统武术被带上“传播封建迷信的工具”的帽子[59]。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传统武术在国家民族层面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所以不仅不可能得到国家行为的强力驱动，而且还必须接受改造。改造的重点即如前所言的“破旧立新”。所谓“破旧”，即破掉在旧社会形成的传统武术拳种和武术本质属性所规定的技击对抗，禁止其继续发展；所谓“立新”，即以“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为目标创立一套适合新社会新气象的新技术体系。武术的这种新发展实际上是用一套全新的技术体系取代了传统武术的主体，这种新技术正是由古代武术的旁支——“周旋左右，满片花草”“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花拳绣腿”改造而成。正是这类新技术的引领，才导致中华武术发展的全面转向，离最本源的技击越来越远，从而为21世纪遭受的空前信任危机埋下了祸根。正因为这种时称“新武术”的技术背离了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才被后人戏称为“解放武术”“样板武术”“摩登功夫”“杂碎功夫”“中国芭蕾”[60]。
这类以旁支取代主干而形成的“新武术”只是“为一般民众多提供一条锻炼身体的途径”，“为展示新中国的形象增加了一个新竞赛项目”，与旧社会具有培育民族精神的特殊价值的武术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技术体系。当然，50年代发展武术的口号“普及提高、双百方针、增进健康、为国争光，推陈出新”[61]中也完全没有涉及“以武术培育民族精神”的只言片语。武术中的传统拳种被直接破除了，武术的对抗形式被严令禁止了，武术培育民族精神的特殊价值被完全抹掉了，这正是课题调研过程周伟良所言的“新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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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20世纪初，因军事价值的衰微，武术发展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后因其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而再次被推向历史舞台，并上升至“国术”高度，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从“铸就中国文化之脊”的高度确立武术的社会价值，将“强健身体，培育精神，拯救文化，复兴民族”作为开展武术的初心和赋予武术的新使命，是20世纪前期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这与日本、韩国对其传统武技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是符合其固有的客观规律的。
20世纪中期，武术主管层在“破旧立新”的思想指导下对传统武术进行了全方位改造，破除了传统武术拳种，摈弃了武术对抗形式，忽略了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以体育层面“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为价值定位而重新创编的以艺术表现为价值取向的“新武术”。虽然在革新之前经过了充分的大讨论，但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并没有被采纳，最终以国家体委武术科的行政权威而定论，从而“扣错了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
当然，对任何事件都应该历史地分析，全面地分析、发展地分析。如果仅仅站在中华武术发展角度进行局部性分析，毫无疑问，新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一粒口子完全扣错了，而如果站在中华民族发展高度进行全局性分析，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必须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必须由新文化引领，因此，对武术进行革新又是正确的，当时的武术发展应该服从这个大局。然而，当这个百废待兴的特殊阶段过去之后，如果还不回过头来解决因“矫枉过正”而产生的问题，后果就严重了。
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曾试图“重扣扣子”，但半途而废。当今中华武术发展陷入问题重重之境、面临严重信任危机的根源正在于“第一粒扣子”，这好比足球界假如以足球舞取代踢球将产生严重后果。网民对足球舞的痛批决定了中国足球不会偏到那种程度，但当初武术界却将类似足球舞的技术确立为中华武术发展之唯一。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扣子论”，重扣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是新时代中华武术在整体发展战略方面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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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学院学报曾刊发）
原文略长，本网分上、下两次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