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探寻 （上）
编者按：《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武术教授、武术博士生导师杨建营教授视频讲座“扣子论”，在武术界特别是传统武术界引起巨大关注和好评。视频讲座看不到具体文字和数据，以及大量珍贵的武术照片史料，是为憾事。
著名武术八极拳名家、武术文化学者、《河北保定市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王金庄先生，向本网推荐了武术博导杨建营教授的文字版，文字数据、照片史料一目了然，供读者品读。
本稿是杨教授精研心血之作。本网发表，经杨建营教授权。未经本网和杨教授授权，不得转载，违者承担版权法律责任。
摘要：为探析中华武术发展问题重重的根本原因，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扣子论”为切入点，剖析了60年前中华武术发展“所系的第一粒扣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20世纪前期，武术之所以被推上历史舞台，受到重视，是因为其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当时的武术承担了“铸就中国文化之脊”的重任，“强健身体，培育精神，拯救文化，复兴民族”是当时开展武术的初心和时代赋予武术的使命；2）20世纪中期，在“破旧立新，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下，对武术进行了全方位改造，破除了传统武术拳种，摈弃了武术技击对抗，忽略了武术特有的精神教育价值，取而代之的是以“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为价值定位而重新创编的以艺术表现为价值取向的“新武术”，虽然当时经过了大讨论，绝大多数学者对此强烈反对，但其诸多建议并未被采纳，最终以行政权威而定论，从而“扣错了新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3）新时代，要使中华武术走出问题重重的困境，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以邻为鉴，重新扣好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
关键词：扣子论；中华武术；精神教育；勇武精神；锻炼身体；优美形象；改革；定位；
武术博导 杨建营； 武术八极拳名家 王金庄；
1 、研究缘起
如果将今天与百年之前的武术进行对比，可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走势，一个每况愈下，一个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大批有识之士发现已被社会遗弃的旧有武术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神教育价值，从而成立大批民间武术社团，并最终将其提升到‘国技’‘国术’高度，成立自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系统，从而迎来了20世纪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次辉煌。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武术发展却逐渐陷入危机重重的境地。首先，被主管层视为武术发展之龙头的竞技武术因两次申奥被拒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为提高在体育界的地位“武术申奥的大旗永扛不倒”，但事实上却已是那么有气无力；其次，各级中小学的体育课几乎都不开展武术方面的教学内容，武术在校园里渐行渐远，从而失去了最具活力的广大青少年群体；再次，由于体育院校武术专业的教学内容一直采用竞技武术技术体系，而社会对这类技术的需求量极低，所以其毕业生普遍找不到对口工作；最后，自2017年4月27日“徐晓冬魏雷约战”事件以来，“传统武术能不能技击”成为社会各界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华武术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之后徐晓冬接二连三地与多位民间拳师比武的结果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特别是2020年5月17日混元形意太极掌门人马保国在山东淄博比赛中的完败，更是把传统武术彻底打入谷底。
传统武术的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中华武术各种问题积累之后的总爆发，严重地侵蚀着中华武术的生存根基，有学者说“中华武术正处于断崖式下跌的危险之境”（2018）[1]，毫不为过。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为中华武术的危机而担忧，如《体育全球化中中华武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抉择》（2009）指出“因‘与中华文化母体已经完全脱离’而造成的‘武术中华文化身份的危机’”[2]；《加与减：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另类思考》（2012）指出“中国武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3]；《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基因谱系研究》（2017）指出“中国武术的生存再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4]等等。
中华武术发展陷入危机重重的境地，根源何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大、澳大学生座谈时都曾以“穿衣服扣扣子”作比喻：“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5][6]。正因为这个言简意赅的比喻蕴含着极其深刻道理，所以才被诸多学者竞相引用，还被收录到《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以此反观中华武术，上述诸多问题及危机之根源正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中后期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扣错了”。为什么说“第一粒扣子扣错了”？是“怎么扣错的”？——该课题将对这个根源性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以期为新时代中华武术走出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1]杨建英,杨建营.中华武术振兴研究[J].武术研究，2018,3（4）:4-9.
[2]姜熙.体育全球化中中华武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抉择[J].体育学刊，2009(10):84-88..
[3]李翠霞,赵岷.加与减：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另类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12(1):96-101.
[4]乔玉成,侯介华,许登云等.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基因谱系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12):122-132.
[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6]吴章勇.习近平澳大寄语青年:系好第一个扣子[EB/OL].
杨建营教授在论坛作重点发言
2 、 20世纪前期国家民族层面大力提倡武术的初衷
历史上的中华武术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相比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一直与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息息相关，“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7]。而随着火器在军事中的日益普及，武术的军事价值日益衰微，以1901年清廷废除武举制为标志，武术彻底退出了军事舞台。20世纪初期，武术与“国家大事”的联系被斩断之后，其社会地位迅速衰微，沦落为只能用于个体防卫、健体养生或图人前美观的运动项目，与踢毽子、放风筝、划龙舟等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比，毫无特别之处。不仅如此，而且在清廷“禁武”的高压政策下，其生存空间还不如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按照常理，在“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8]的大背景下，武术应该作为历史陈迹被步入“天演淘汰”之列。然而，正在此时，一些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却发现：武术具有极其特殊的精神教育价值，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所急需。最早发出呐喊的是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后，他被日本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深深触动，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以唤起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9]，而武术正是培养尚武精神的实践载体。之后，留学日本归来的徐一冰、孙中山等大批革命党人都意识到培育尚武精神的重要性，都大力提倡通过武术教育激发民族精神。
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更多的是以邻为鉴。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曾全面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各类传统的武打技术曾一度没落，面临被现代社会淘汰之窘境。然而，后来嘉纳治五郎发现了传统柔术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在其努力下，将本用于生死格斗的柔术提升为精神教育的实践途径，并总结规律，提升原理，从而将其提升为“柔道”。以之为先声，日本的传统武技相继实现了“由术至道”的演化转型和价值提升，实现了日本武技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日本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武道培育的。以此反观中国，这些革命党人发现：中国文化的症结正在于受历时千年的“重文轻武”思想影响，极其缺乏阳刚之气、勇武精神。因此，他们回国后大力提倡武术，希冀通过传统的武术来激发民族精神。
[7]温力.中国古代军事对武术发展的作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9,33（4）：97-99.
[8]（清）康有为.戊戌奏稿[M].清宣统三年本，中国基本古籍库，6.
[9]梁启超著,刘泗译.中国之武士道[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序言3.
从1915年教育部通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10]，到1919年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题词“尚武精神”，并作《精武本纪》序，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钮永建、宋子文、李烈钧、蒋介石、孔祥熙、李宗仁、于右任、谭延闿、何应钦、蔡元培、何香凝等一大批党国要人联名呈请政府改称“武术”为“国术”[11]（图1是《中央国术旬刊》所载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国术馆发起人），到1928年张之江成立自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系统，乃至蒋介石于1928年、1929年、1933年、1935年在不同场合连续4次申明：“研究国术”是“救国要途”，“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12][13][14][15]，都无不说明：“拯救文化，进而拯救民族”“铸就文化之脊，培育民族精神”[16][17]是20世纪前期国家层面对中华武术的新定位。“强健身体，培育精神，拯救文化，复兴民族”[18]，是中华武术承担的由个人层面进而推及国家民族层面的新使命。
图1 中央国术馆发起人
FIG. 1 one of the sponsors of the central state martial arts museum
[10]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51.
[11]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08.
[12]蒋介石.中央国术馆汇刊序[J].中央国术馆汇刊，1928（1）：28-29.
[13]蒋中正.论文：发起提倡国术之本义（附照片）[J].中央国术旬刊，1929 （4）：1-2.
[14]蒋介石.中央国术馆六周纪念特刊序一[A].释永信主编.民国国术期刊集成（第24卷）[C].北京:中国书店，2008：325.
[15]蒋介石.昂勉国术同志文[A].国术周刊(天津)，1935（8/9/10合刊）：2-3.
[16]杨建英,杨建营,徐亚奎.学校武术教育的发展轨迹探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7）：125-131.
[17]杨建营.张之江与嘉纳治五郎的武术（武道）实践比较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1）：66-74.
[18]冯香红,杨建英,杨建营.张之江武术思想的主旨及其当代价值[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1）：123-129.
根据新定位，立足于武术的本质技击，以武术的技击对抗形式为抓手，大力普及武术，是以武术培育勇武精神的最佳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国术馆提倡的武术都以技击对抗为主要内容。中央国术馆共组织过两届国术国考（1928年10月、1933年10月），第一届举办了6天（15-20日），第二节举办了10天（20-29日），但在两届国考中作为预试的套路考试都仅仅安排在第一天，从第二天开始就进入了两两对决的实战考试，包括徒手和持械[19][20][21]。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实战对抗本来就是武术的主体内容；其二，实战对抗相对于套路演练更利于培育勇武精神。日本开展武道的立足点也在于技击对抗，后起的韩国开展跆拳道的立足点也在于技击对抗，应该说，这三个国家的武技发展是符合其固有客观规律的。
综上，民国时期，一方面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对武术进行了适应性改造。不仅一改清末的“禁武”政策而大力提倡武术，而且还将其提升到“国术”高度，从国家层面大力提倡，具体实施办法是将其由之前的生死搏斗术改造为精神培育的实践途径，围绕其固有的本质属性技击，通过技击对抗形式培育中华民族急需的勇武精神。虽然当时国人的这些努力最终因日寇侵华而中断，但至少中华武术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已被时人高度认可。“培育勇武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开展传统武技的主体定位。在这方面，日本首先做好了样板，于20世纪初就完成了全方位改造；中国紧随其后，在30年代前后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系统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韩国也不甘示弱，于1955年将传统武技改造成跆拳道，采用“礼仪+对抗”的模式用于精神培育。事实证明，对传统武技的这种改造，大方向是正确的。
3 、 20世纪中期武术发展的转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漫漫长夜，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这种情况下再谈通过旧有的武术来培育民族精神，似乎多余。在那个时期，全民皆兵成为培育精神的主要途径，而武术则划归国家体委管理。建国初期，武术在体育的道路上曾出现了不少新气象，特别是在1953年底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武术作为主要表演项目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但1954年之后出现了一些乱象，如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在1955年工作报告中指出：“各地聚会结社、开堂收徒、发展会道门、隐藏反革命，造成严重混乱现象”[22]。鉴于情况复杂，影响严重，所以对武术采取了暂时收缩，加以整顿的方针[23]，提出“武术工作根据主观力量和客观情况，目前只能进行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提出一些与体育有关的对健康有益的又能推行的项目”“厂矿、企业、学校、机关原有武术小组，要加以整顿；没有的，暂不建立。农村中坚决停止发展”[24]。另外，由于当时文化领域的工作重点是“肃清封建残余思想”[25]，而武术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且还在旧社会受到国民政府百般呵护，所以当时其社会形象并不是很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多地将武术同“封建迷信、藏污纳垢等”联系在一起[26]，所以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时“只强调批判、推陈、去糟粕”（80年代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对武术工作的反思，撰文者赵双进系当时的国家体委武术负责人）[27]，根本不可能将其上升到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高度。恰恰相反，如何整顿武术、改造武术、革新武术，才是发展武术的重中之重。
当时对武术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遵循了以下思路：新中国的一切都应该是新的，只有“破旧”，才能“立新”，在旧社会蓬勃发展的武术，特别是原国民政府中央国术馆极力突出的以对抗类内容激发民族精神的武术，是旧社会所提倡，这些内容必须破除，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就不能在新社会发展；应该如何破除、如何改造呢？——首先把以对抗为主要运动形式的武术破除掉，其次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进行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实际需要呢？——劳苦大众需要锻炼身体，新中国需要树立新形象。由此确立了“今后的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即《新体育》的社论《把民族体育项目引向更健康的、人民的道路》中所言的“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28]。
按照“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的目标而对武术进行的具体改造实践即：以历史上曾作为武术之旁支的艺术表现类武术取代了曾作为武术之主体的攻防技击武术。50年代中后期整理创编了简化太极拳、初级、乙组、甲组长拳、刀、剑、棍、枪等22种拳术和器械套路[29]。其中的简化太极拳和初级长拳主要在人民大众中推广普及，以实现其“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甲乙组套路主要在少数高水平武术运动员中推广，特别是用于竞技比赛、专业教学，以其“树立优美的形象”。1958年起草、1959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武术规则》之所以参照竞技体操规则，而非拳击、击剑等格斗类运动的规则，武术发展之所以提出“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大方向，而非劲力、速度、灵敏、反应等格斗类项目的方向，正反映了武术应“树立优美的形象”的改造理念。这类按照新理念创编的内容，时称“新武术”。
由此联想到当今足球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广东梅州足球舞事件”，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在国家层面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当今时代，广东梅州梅县华侨中学李应聪名师发明了足球舞（即带着球跳街舞），不仅获省教育科研课题立项被资助研究经费，而且还在全市举办学习班，向中小学全面推广。然而，翻阅网上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式的反对之声。诚如广东足球名宿彭伟国所言：这种足球舞“非但不能起到宣传足球的目的，反而会把真正对足球有兴趣的孩子往沟里带，专业的事情应有专业的部门来做，足球是用来踢的，而不是用来跳的”，网友更直接地说“足球不再是那种激情饱满的运动了，而是现在所呈现的娘里娘气的（地）一直舞蹈”，并说这“只是教孩子们骚舞弄姿，和足球并没有半点关系”，是“对足球的一种侮辱”[30]。此外，响彻大江南北的更是《请别用“足球操”污蔑足球》[31]、《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跳的，“娘炮”足球舞请滚出足球之乡！》[32]、《梅州足球舞蹈遭网友痛批，广东知名国脚：把足球往沟里带》[33]等“请尊重足球，请尊重中国足球”的反对之声。对此进行客观评价，将街舞与足球结合进行创新，本无可厚非，但这不应该成为足球运动的主流，更不能以此取代足球运动。而问题主要在于梅州市教育局大张旗鼓地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广足球舞。在此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某位总局领导很喜欢这种创新，并言“这是中国足球的特色，原本作为同场对抗的足球运动太激烈，不适合中国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足球舞，并禁止原有的足球运动，再有学术界一些学者撰文大加赞赏这种做法，几十年之后将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是当今中华武术的结局。如前所述，民国时期国术国考完全以技击对抗为主进行考试，其价值定位是“培育勇武精神”，日本武道、韩国跆拳道的开展皆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华武术的发展却完全转向艺术演练，这正是20世纪中期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
[22]转引自：易剑东，谢军.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J].体育文史，1998（4）：23-25.
[2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65.
[24]转引自：易剑东，谢军.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J].体育文史，1998（4）：23-25.
[25]王成诚.建国初期传统文化政策研究（1949-1966）[J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8.
[26]赵双进.对八十年代武术工作的回顾与随想[J].体育文化导刊，2003（1）：56-60.
[27]赵双进.对八十年代武术工作的回顾与随想[J].体育文化导刊，2003（1）：56-60.
[28]社论：把民族体育项目引向更健康的、人民的道路[J].新体育,1953（12）：4-5.
[29]林伯源编著,中国武术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05：456.
[30]梅州足球舞为何遭足协反对！只因把足球当摆设，而你太妖娆！（2018-11-15）[EB/OL].
[31]读董足球.请别用“足球操”污蔑足球（2018-11-14）[EB/OL].
[32]广州未赢够.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跳的，“娘炮”足球舞请滚出足球之乡！（2018-11-15）[EB/OL].
[33]闪电体育资讯.梅州足球舞蹈遭网友痛批，广东知名国脚：把足球往沟里带（2018-11-15）[EB/OL]..
（成体学院学报曾刊发）
原文略长，本网分上、下刊发
